為宣教士揭開心理健康的神秘面紗
我們正處於一個令人震驚的普世性精神健康危機中，這已不是什麼祕密。
藥物濫用和精神健康服務管理機構（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在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每年每五個美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經歷過精神疾病。2021年，兒科醫學界的全國性專家宣佈「兒童精神健康已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爲了避免我們認爲這是一個僅限於美國的問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數字也是如此，據報導，全球約有五分之一的兒童和青少年患有精神上的疾病。
精神疾病不分國界，它影響到全球許多宣教士。可悲的是，這些宣教士中有許多人默默地承受著痛苦，他們的精神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幫助。爲什麼會這樣，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呢？雖然我不能解決每一種情況，但我想列出宣教士的精神疾病沒有得到解決的四個常見原因，然後爲如何服事受苦的宣教士提供建議。
原因一：對支持者的義務
現實情況是，犧牲和受苦的故事很有市場。它們能軟化人心、激起共鳴，並打開錢包。我曾與無數的宣教士交談過，他們感到壓力很大，要「微笑，保持平靜，看起來很忙」。
讓我挑戰你一下，從你收到的宣教士郵件裡，能不能找出一封沒有提到他們忙碌的報告？你能不能找到一個教會、宣教機構或者支持者，沒有公開或隱晦地鼓勵宣教士忙碌？我們都很自然地想要得到好處，我們希望有異國情調的故事，我們想證明我們的宣教經費得到了很好的使用。而宣教士也學會了盡職盡責地配合，臉上掛著笑容，用樂觀的郵件詳述事工的勝利。
這是一種基督徒文化，我們把宣教士放在最高的寶座上。不幸的是，對於那些感覺有點搖擺不定的人來說，寶座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地方。但是，也許比在寶座上揮舞白旗掙扎的宣教士更悲慘的是那些默默地站在精神疾病帶來的痛苦中，害怕成爲下一個倒下英雄的人。
原因二：對職業未來受到影響的恐懼
想像一下吧。一個36歲的三個孩子的父親已經在宣教工場服事了10年。他和妻子在神學院畢業後幾個月就作爲新婚夫婦移居海外開展事工，他的人生計劃和職業軌跡一直都是宣教植堂。但是現在，他患上了嚴重的焦慮症，他的家庭正在瀕臨崩潰。然而，他最擔心的是，他們的宣教差會將從別人口中聽到這件事情，老闆會聽到風聲。這樣，差會就會認爲他們家庭不適合繼續留在海外服事。他將失去工作，實際上無處可去。所以他寧可保持沉默，默默地忍受，不接受診斷、不接受治療。
當宣教機構將宣教士派往全球各地資源匱乏的地方時，存在明顯的風險。爲了減少這些風險，並保護宣教士、當地人和機構，很多宣教差會設立嚴格的篩選和心理健康報告程序，以確保他們派出去的宣教士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健康。這是必要的，也是好的。然而，如果機構的期待是讓宣教士自己直接向他們的管理者報告自己的健康問題，而得到的幫助也會主要來自負責人，一種不信任、恐懼和保密的文化就會隨之產生。
即便出於最好的意圖，如果精神疾病臨到，保護宣教士的架構也可能無意中造成傷害，特別是當宣教士擔心可能失去他們的事業、家庭和事工夢想時。
原因三：資源有限
當精神健康出了問題時，最好的護理方法往往涉及治療，有時是藥物治療，也總會包括自我護理和社區。然而，移居海外可能會使人無法獲得這些資源。
即使在這個廣泛使用網絡遠程會診的時代，像法律障礙、不穩定的互聯網和經濟負擔等因素也會使它變得遙不可及。同時，在許多國家，藥物的可獲得性是個謎。在一些處境中，自我護理的途徑和資源是有限的，「享受自然，鍛鍊身體，花時間和朋友在一起」的建議在一個高度不安全的城市中可能是無法獲得的。我們也不要忘了我們在未得之地的許多宣教士，在那裡沒有地方教會或其他信徒在他們受苦的季節與他們並肩作戰。
慢慢地，精神疾病對已經捉襟見肘的宣教士來說，會帶來成倍的艱難。
原因四：累積的壓力
關於文化衝擊的經驗，已經有很多文章了。當那些新鮮的、滿懷盼望的宣教士去到海外時，我們應當期待他們會遇到文化衝擊。但較少討論的是近乎持續地暴露在文化壓力和不可預測的條件下所產生的累積效應。
當我們家第一次去到海外時，我丈夫和我把這稱爲「滴水的水龍頭」。我們的生活壓力並沒有如洪水般湧來。相反，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小的文化問題、一次次不方便的停電、以及一個時機不對的寄生蟲病，這些不斷滴下的水會慢慢耗盡我們。
儘管有著這些挑戰，我們同時感受到作爲在世界最貧窮國家之一的中部，過著優越生活的外籍人士與當地人有著認知上的不協調。在悲痛和死亡的包圍下，我們爲一開始就爲感到壓力而感到內疚。因爲我們沒有經歷過當地那些經歷更大創傷的人那麼糟糕的景況。
我們可以如何幫助
無論宣教士面臨的是穩定的文化壓力，還是重大創傷打擊帶來的萬丈波濤，如果他們與精神健康作鬥爭，我們都不應該感到驚訝。當然，宣教士應該準備好承受痛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應該默默承受，而且這也不能成爲我們缺乏認識、關注或同情的藉口。
作爲支持者，我們應該記住宣教士代禱郵件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們應該問一些富有挑戰的問題，例如：「你與基督同行的情況如何？」「有什麼事情沒有寫在代禱信上？」「最近有什麼感覺具有挑戰性？」「你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嗎？」而且我們不應該拖延，而應該促使他或她盡快獲得幫助。我們可以鼓勵休息，給出度假所需的金錢，並使整全的事工生活正常化。
作爲差派教會，我們應該記住，我們的工作不會因爲宣教士得到了差派而結束。我們應該繼續關心、繼續牧養，即使這意味著跨越國境、在我們的工人最痛苦的時候與他們坐在一起，即便這意味著在他們意外返回美國時提供住房。
作爲差派機構和教會，我們應該擴大獲得獨立輔導的機會。我們可以提供並非來自主管的支持渠道。我們可以提供經過審查的輔導員名字，並補貼通常令人望而卻步的費用。我們不應該只對問題做出反應；相反，我們可以在危機到來之前促進預防性的護理。
如果你是關心宣教士的教會成員，我們可以通過公開和頻繁地談論精神健康來消除它的神祕感。堅定不移的支持將推動我們前進，而遙遠的耳語則永遠不會有什麼果效。那五分之一的人配得我們這樣做，我們的宣教士也配得我們這樣做。
譯：DeepL；校：SMH。原文刊載於福音聯盟英文網站：Demystify Mental Health for Missionaries.
感謝福音聯盟惠賜中文轉載權！
Katherine Allison（凱瑟琳·埃里森）和她的家人最近從馬拉維搬到了弗吉尼亞州的里士滿，她承認自己仍然對「家」在哪裡感到困惑。凱瑟琳是一位妻子、母親、朋友、執業護士和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