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對今日宣教的意義
作者：Sean Cheng ( 感謝【今日基督教】惠賜芝華宣道中文轉載權 )
2021年，美國波士頓一間華人教會的「二代」基督徒Chris和Emily Cheng 加入海外基督使團（OMF），要去日本宣教。但因為疫情，他們奔赴日本的航程數次延後。這對年輕夫婦帶著兩個年幼孩子，已經賣掉房子，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只能寄居在朋友家「打遊擊」。當Chris和Emily終於可以飛往日本的時候，他們直接前往北海道宣教工場開始日語學習。到達札幌OMF語言學校的那一刻，他們心裡充滿了對上帝的感恩和即將開始宣教工作的興奮。
OMF的前身是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中文簡稱「內地會」）。在位於新加坡植物園大門對面的OMF總部院內，有一個涼亭，上面用中英文寫著「信靠上帝」幾個大字。「信靠上帝」這四個字代表的，是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信心宣教」的精神核心。
在今日的中國、台灣和海外華人基督徒當中，最為我們所知、所愛、所景仰的西方赴華宣教士（可能「沒有之一」）就是戴德生這位在19世紀把基督福音傳到中國內地的英國宣教士。儘管我們當中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內地會在今天名字已經變成OMF，但如果說起“中國內地會”，幾乎每個中國（華人）基督徒都會肅然起敬、感佩萬千。 戴德生「假如我有千磅英金…」的名言許多人能背出來。在他的後代中，每一代都有獻身於中國宣教的宣教士，被中國（華人）基督徒稱為「戴戴相傳」的感人榜樣。一部關於戴德生的傳記電影正在積極籌備中，拍攝該片的目的之一是讓全球更多的觀眾了解戴德生的事蹟。
從基督福音傳到中國的深遠影響來說，戴德生和內地會的貢獻確實無與倫比。中國、台灣和海外華人教會發展到今天，有數以千萬計的基督徒和成千上萬的教會，這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都跟戴德生和內地會當年在中國的宣教和建立 教會有著歷史的淵源。中國大陸青年牧者嚴以勒在回顧內地會歷史的文章中指出：「歷史證明，內地會所結出的福音果子根基十分牢固，經得起風吹雨打。就算1950年西方宣教士撤出中國大陸，但福音的種子已經在民眾中撒下並紮根，基督教第一次真正在中國的土壤裡紮根。」
今天，在中國的基督的教會正處於逼迫和壓制的大環境之中，來自海外的宣教士幾乎已經全部被驅出中國。在台灣的教會，則面臨世俗化、少子化、戰爭威脅和年輕一代不願意信主或離開教會等等挑戰。在這個後疫情和中國跟西方國家關係日益惡化的新時期，海外華人教會也面臨許多困難。然而，許多中國、台灣和海外華人基督徒仍保持向中國、向散居華人乃至向全世界宣教的心志。我們當中的一些人自然會想到當年戴德生和內地會曾經經歷1900年代的「庚子教難」和1950年代被迫撤離中國的苦難和挫折，他們的堅韌可以成為我們今日宣教的榜樣。
戴德生為宣教留下的屬靈遺產，對今天有志於普世宣教的中國、台灣和海外華人基督徒有什麼樣的啟迪和激勵？ CT訪問了數位中國、台灣和海外華人宣教領袖和宣教士，請他們分享他們的感想。
戴德生的接班人
馮浩鎏（Patrick Fung）牧師是OMF史上第一位華裔總主任，戴德生的接班人。 因為他曾經做過醫生及從事醫療宣教，許多中國和華人基督徒仍然習慣稱他為「馮醫生」。2023年11月27日，OMF舉辦了一個特別的儀式，馮牧師正式從總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把帶領OMF的職責交棒給下一屆總主任Joseph Chang。馮牧師告訴CT，今天在我們當中有宣教心志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仍然有很多可以向戴德生學習的屬靈功課，包括他對上帝的信靠、他的國度胸襟和創新精神。
馮牧師認為，戴德生對於中國教會最大的貢獻，是他為中國教會「搭架子」、培養領袖的理念。在戴德生的理念中，內地會就像一個「鷹架」(scaffold)，一旦教會被建立起來，外來的宣教士就應該培養本土的基督徒領袖，而一旦本土的領袖被培養出來，腳手架就可以拆除了。「戴德生從來不是要建立內地會的名聲，他只關心耶穌基督的教會是否得到建造，及中國基督徒是否能接過領導的職責。他的宣教異象，是上帝的子民為了中國人的靈魂事奉上帝，同時中國基督徒面對挑戰也能興起，來帶領教會。」馮牧師說。
馮牧師提醒我們，今天我們常常引用戴德生「假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若我有千條生命，絕對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的話，但這不是對他那段話 的完整的引用。這兩句話的下面一句是「不，不是為中國，是為基督。」戴德生最終的目標是高舉基督之名和住在基督裡面。
馮牧師特別提到戴德生跟憂鬱症搏鬥的經驗。「即使遭遇憂鬱症，戴德生仍靠著『住在基督裡』經歷疾病中重生的恩典。」在揚州教案期間，內地會在揚州的總部幾乎被烏合之眾付之一炬，多位內地會的宣教士幾乎喪命。那時戴德生的妻子瑪麗亞正在懷孕，也差點死掉。戴德生陷入嚴重的憂鬱症。後來透過內地會同工的鼓勵，他在禱告中重新被主扶持起來。這個戴德生稱為「交換的生命」的經驗讓他體會「住在基督裡」的重要性。「只有在基督裡，他才能夠繼續事奉下去。戴德生的宣教神學的核心是『信靠上帝』，這不是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而是經歷受苦和困難學到的功課」，馮牧師說。
世界福音動員會（OM）國際副主任陳愛青（I’ching Thomas）曾經寫過一本關於中國文化與宣教的著作。她認為戴德生在受苦中的堅韌特別值得今天有宣教心志的基督徒學習：「面對逼迫，戴德生對耶穌永不動搖的愛給了他信心、力量和盼望，幫助他在宣教工場上經受失去親人等最痛苦的打擊時能夠堅韌度日。戴德生熟悉受苦的神學 －我們承認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無法避免受苦（包括遭受逼迫），但我們所相信和盼望的是一位慈愛而掌權的上帝（約翰福音16:33）。當我們思想今日的宣教的時候，我們應該仿效戴德生，對上帝呼召我們要做的事和要去的地方有熱切、清醒、專注的認識，對受苦的神學有深刻的理解和擁抱。據我個人的觀察，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還在這一點上有很多掙扎。」
年輕一輩的感動與反思
現住中國大陸的90後基督徒喜樂姊妹（因為安全的理由使用化名）曾在海外留學，海歸回國後回應上帝的呼召全心投入宣教。她告訴CT她讀了戴家後代獻身中國的故事，也是深受感動和激勵。但是她感覺在中國基督徒談到戴德生的遺產時，很多時候只強調他的受苦與犧牲，似乎這樣才能讓今天年輕一代的基督徒覺得愧疚，而願意捨己，投入宣教。喜樂理解也認同中國教會高舉「背十字架走天路」的「苦難神學」，但她覺得只強調受苦並不是唯一或最好的鼓勵年輕人仿效戴德生的方式。
喜樂認為中國基督徒不應該過度誇大自己所受的逼迫：「比起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如一些穆斯林地區），我們所受的逼迫並不算什麼；而比起歐美國家的「溫水煮青蛙 」——信仰在自由和舒適中漸漸衰落，我們所受的逼迫甚至可以說是上帝賜給的好機會，讓我們可以保持信心的火熱。」過分強調及誇大受苦與犧牲，也許只會「嚇倒現在的年輕人，使他們更加不敢踏出自我的圈子進入禾場」。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效法戴德生的榜樣，也應該學習「他宣教的信心、智慧和勇敢，例如他的醫療宣教、內地會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宣教士穿漢服、接納單身女性宣教士， 等等。這些都是很有策略性和創新精神的做法。」
當年內地會赴華宣教士很多都是像喜樂、Chris和Emily Cheng 這樣的年輕人。 庚子教難中殉道的內地會宣教士，許多只有二、三十歲的年紀。今天年輕一代的基督徒是否還有願意像他們一樣捨己，投入宣教的？馮牧師的答案是肯定的──如今每年仍有數以百計的基督徒加入OMF成為宣教士，其中有不少是年輕人。
但是馮牧師提醒我們，今天的宣教士面臨的挑戰跟戴德生那個時代的宣教士所面臨的不同。「對基督教信仰的敵視是一個挑戰，世界的流動性是另一個。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不再是只有西方基督徒到世界其它地方去宣教，而且宣教士常常需要來回跑，因為有時候宣教工場可能不在遠方而在家門口（如果是針對散居人口的宣教）。而今天年輕一代的基督徒也有他們自身的問題，他們的背景通常比過去的傳教士更加破碎（ 例如父母離異的很多）。我們相信上帝能為這個破碎的世界帶來醫治，但我們首先需要對付我們自己的破碎。」
處境化的宣教
馮浩鎏牧師也特別欣賞戴德生在宣教創新上的貢獻。「他差遣單身女性宣教士去中國宣教」，這在當年是非常有爭議性的舉措。至於為什麼宣教士要留辮子、穿中式服裝（內地會的宣教士因此被一些西方基督徒嘲笑為「留著豬尾巴的宣教士」），對戴德生來說，那隻是為了減少一些文化上的對福音的阻礙。戴德生也竭力鼓勵赴華宣教士學好極難學習的中文，並且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內地會的宣教士不但要學習讀中文聖經，而且必須閱讀中國古典文學和古代哲學典籍，」馮牧師說。 「他們必須讀孔子的《論語》和孟子的著作。內地會的中文考試有六級，在第五級考試中他們必須能用中文寫出《百家姓》中所有的姓氏。可見戴德生對跨文化宣教的認真。當他說我們的宣教是道成肉身的工作的時候，他是非常認真的。」
戴德生尊重中國文化，但不會為了迎合文化而犧牲福音真理。華盛頓特區國會山浸信會的副牧師安迪·約翰遜（Andy Johnson）在一篇宣教學相關的文章中提醒我們，戴德生的這些處境化宣教策略「頗具爭議卻富有成效……為宣教士群體樹立了許多適應本地文化的典範。但戴德生的處境化主要是文化上的，而不是神學上的。在戴德生的馬尾辮和長衫之下，伴隨著他用中文所做的演講和口中所出的文化典故，他所宣講的其實是所有其他忠心宣教同工所傳的那同樣的、常常冒犯人的，卻合乎聖經的福音信息。他的處境化是為了使福音更為清晰，而不是為了遷就聽眾的 舒適，他想努力避免的是無謂的文化性冒犯，同時卻自豪地接受十字架對罪人的冒犯。」
恩福惠及台灣
戴德生和內地會不但為在中國的教會和基督徒留下寶貴的遺產，也對台灣教會和基督徒產生深遠的影響。彭書睿是台灣年輕的宣教領袖，大我使命動員協會理事長。 說到戴德生和內地會對台灣的影響，他如數家珍：「戴家五代對台灣教會的影響，不是過去式，而是進行式。戴永冕牧師創立了高雄聖光神學院，戴紹曾牧師成為華神（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第一屆院長，一直到今天戴繼宗牧師擔任華神的院長。一南一北具深遠影響力的神學院，過去五十餘年開枝散葉，恩福台灣各地以至全球華人教會。戴繼宗牧師出身於台灣，在南部長大，後娶向原住民傳福音的本土宣教士李水車後裔、花蓮媳婦柯悅敏，更是血濃於水。」
彭書睿告訴CT，不只是戴家，還有很多內地會（OMF）的宣教士們，不論是長期委身於某個群體，或是離開後產生更深遠影響的，都成為上帝在台灣教會歷史中的 工作的印記，例子包括投身華人宣教動員並深刻影響過去30年台灣靈恩運動的巴柝聲牧師，建立錫安堂並且影響台灣基督徒靈修的加拿大人榮耀秀教士，20餘年服事萬華「紅燈區」弱勢女性的「珍珠家園」事工的負責同工、荷蘭宣教士林迪真，參與校園團契學生工作直到近年才退休的紐西蘭宣教士張麗安，在台40餘年返回英國後繼續關懷華人的石明理、石安莉夫婦…
嚴以勒指出，相較於片面注重精英路線的唐朝景教入華和元明時代天主教入華，戴德生走的大眾宣教路線的優點是「普通民眾思想比較單純，沒有多少知識和思想包袱；普通民眾可以在本地建立草根性的教會，容易生根，具有穩定性，無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動存活率都很高。」彭書睿說，今天內地會（OMF）宣教士在台灣的事工，也是繼承了戴德生服事弱勢族群的宣教路線，特別著重於台灣基層人士的關懷，包括第一線服務業、外配外勞、農民或漁工，以及偏鄉地區的弱勢或單親家庭。
內地會（OMF）宣教士對台灣教會的建造和神學教育所做的巨大的貢獻確實可圈可點。當CT編輯2023年3月在華神的八德校區見到戴家第五代「傳人」戴繼宗牧師的時候，他指著他辦公室茶桌上一張放大了的古舊照片給我看，照片上的人全是台灣教會歷史上有影響力的福音機構和教會的「重量級人物」，其中不少跟1949年中國政權更替後「不情願地撤離」到台灣的內地會（OMF）傳教士有深厚的關係（甚至本身就是內地會宣教士）。
戴繼宗牧師本人直到今天仍然是OMF的同工。他告訴CT，他的父母曾在台灣當宣教士25年。他從小就聽過很多戴德生的故事，但因為從他還很小的時候起就常被大人們問「你長大是不是也要當傳教士」（他的名字就叫「繼宗」， 所以人們自然認為他應該要繼承祖宗的事業），他被問得很煩，所以他曾經在心裡認定長大一定不要當宣教士。但是在24歲的時候，他自己確定了上帝真實的呼召，進入神學院學習。
戴德生對禱告的重視給戴繼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堅定而大膽的信心——對上帝的應許的信靠，對他的事奉至關重要，今天也繼續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成為最重要的事情。」戴繼宗在自己多年的事奉中跟戴德生一樣經歷了上帝的信實供應，他感嘆「以前我曾經感覺（做戴德生的後代）是個負擔，但現在變成很大的一個祝福。」
戴繼宗牧師也認為戴德生深入內地建造本土教會和文化處境化的宣教策略對今天的宣教仍有很好的啟蒙。他回憶說，他父母從他很小的時候就讓他就讀台灣當地的學校（而不是國際學校），培養他的中文程度。（今天的戴牧師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講道，很多聽眾都感嘆他的國語發音甚至比大多數中文是母語的人都標準。）在戴牧師一家多年前住在香港時，他和師母也決定讓他們的孩子在當地的學校讀書，學好廣東話。
今日宣教可以仿效的榜樣
Chris Cheng 告訴CT，在他的生命中影響最深的戴德生的遺產，是全然依靠上帝的信心和處境化的宣教。Chris畢業於名校麻省理工學院，讀完研究生後曾經在美國的工業界工作十多年，表現優異。「我有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也比較穩定，工作之餘我也積極參與一些教會和機構的事奉。」他說。
「但是，上帝把在未得之民當中服事的呼召放在我的心裡。呼召臨到的時候我仍然擔心——如果全職投入宣教，我是否能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家庭，包括孩子的教育。在我認真尋求的過程中，戴德生的話在我心中變得越來越真實：『按照上帝的方式去做上帝的工作，永遠不會缺乏上帝的供應。』戴德生的榜樣就是基督徒在有需要的時候靠信心生活，以禱告的心仰望上帝的供應。」
鄭弟兄認為戴德生的處境化宣教是「為了福音的緣故」，「向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哥林多前書9:22）。這對他和妻子到日本宣教有深刻的影響。對生長在美國的他們來說，學日語和了解日本文化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到日本的頭兩年大部分的時間都需要花在語言學習和文化適應上。「但是正如基督為了救贖人類，『處境化』地道成肉身，我們也應該在上帝把我們置於其中的環境裡處境化地服事。」他說。 令他感恩的是，支持他和他妻子宣教的教會和基督徒都非常理解他們學習語言和適應文化的必要性。
馮浩鎏牧師為戴德生的事蹟在今天還能激勵年輕一代的基督徒感恩：「戴德生身體力行，活出了詩篇145:4（’這代要對那代頌讚你的作為，也要傳揚你的大能 ‘）的異象——透過裝備下一代基督徒把基督之名傳遍世界。在他人生最後的20或25年，戴德生把大多數時間花在異象傳遞和推動下一代基督徒到中國去事奉上。他呼召了成百上千的西方基督徒從英國、歐洲、澳大利亞和美國等地來到中國宣教。」
馮牧師勉勵今天的基督徒：
「戴德生不是超級英雄，而且如耶魯大學歷史學家Kenneth Latourette 所說，他在智力上也不是特別優秀，他只是一個脆弱的人。他需要其他人的幫助，更需要上帝的幫助。然而他的心思意念只關註一樣事情，那就是福音要傳到中國內地。他對上帝的委身、信靠讓他能夠堅持下去，而且為主所用。他也因此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他的生命將激勵新一代的基督徒像他那樣全然委身於宣教。」
《今日基督教》（CT）亞洲副編輯 Isabel Ong透過對馮浩鎏牧師和戴繼宗牧師的英文採訪，對本文也有貢獻。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