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教會：堅守不屈
蘇聯解體後，中亞教會堅守不屈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是一個存在於1922至1991年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
在共產管治結束前的兩年，所有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為國，結束了長達70年對宗教和基督徒的殘酷鎮壓。
儘管共產主義的垮台預示著宗教自由的新時代，但一些前蘇聯國家，如烏茲別克、土庫曼、阿塞拜疆和塔吉克，其變革進程之緩慢令人失望。
在這些國家，宗教委員會的存在、安全部門的糾纏、強調登記的必然性、宗教立法的引入、官僚主義和家庭壓力的普遍性，令基督徒處境艱難。
作為基督徒，我們常感受到逼迫的壓力。這就像魚缸裡的魚 – 你一切的言行都被監視。家裡可能被竊聽，在任何地方都感覺不到自由，你總覺得 KGB (國家安全委員會)在耳邊呼氣。
我們會覺得自己不是蘇聯的正式公民 – 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敵人，是二等公民。因此我們成了社會和國家的公敵。
奧爾嘉的故事
奧爾嘉* 經歷了蘇聯時代，在1 9 9 1 年亦見證著它的垮台。請聽她娓娓道來那段日子的家庭、信仰和教會生活。
“你總覺得KGB 在耳邊呼氣”
我看過地下浸信會殉道者名單。此名單始於六十年代，上面有二十多位殉道者，有些死在監裡，有些死因如謎。
我們教會有些人感到惶惶不安。我們都知道，幾乎在浸信會體系的所有大型教會都有告密者，我們不知道可以信任誰。KGB 致力播下分裂和不信任的種子，即使和弟兄姊妹在一起， 你也需要小心謹慎。即使今天，你仍可在受逼迫國家的基督徒中察覺到同樣的恐懼和不信任。
就我個人而言，那日子讓我變得更堅強。我們靠祈禱支撐著，與主耶穌的溝通是無比重要的。
“我父親常說：祈禱是你靈裡的呼吸、你的生命，特別是在監獄和逼迫的時候。”
我們不曾祈求共產制度的崩潰，我們以更加溫和的方式應對。我們祈求主改變環境，讓我們有更多自由傳揚福音。但神給的，竟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那段日子，教會最大挑戰是“繼續還是放棄”。這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一場教會能否延續下去的屬靈爭戰。
如何拿捏與當局相處，這一直是挑戰所在。由國家操控的官方教會領導層的立場是，向當局妥協才是生存之道。我估計那時候約有三分之一的新教教會拒絕就範， 而轉以 “地下”形式存在。
信仰逼迫是不爭的事實：罰款、騷擾、歧視、監禁。在60 年代初，赫魯曉夫領導的新一輪逼迫席捲全國，當局有權將孩子從基督徒父母的身邊帶走，送到孤兒院，以便 名正言順地交由國家教養。
“魚缸裡的魚”隨之而來的是淪為二等公民、被社會排斥、權利受到限制的挑戰，凡此種種都大大地窒礙事業發展。進入大學幾乎是不可能的，從政或進入政府架構更是妄想。這都是我們在蘇聯時期作為基督徒必須面對的。
變革之風
早於柏林牆倒塌之前，我們蘇聯基督徒已經意識到自由的時代快要到來了。
在戈爾巴喬夫掌權後兩年，他簽署了對異見分子的特赦令。1987 年 6 月 18 日政府頒發了特赦令，熾熱的逼迫浪潮終於停止。
特赦名單是按姓氏排列的，我聽說父親的名字也在上面。經過四年囚禁，他於1987年8月回家，這是一個興奮的時刻！一家團聚了，牢獄生涯終於劃上句號了！
屬靈之春臨到冰冷的國。我們的心靈感受到春天的氣息；我們欣喜若狂，熱切期盼鐵幕落下 – 巴不得它早點落下。
1 9 8 8 年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它是俄羅斯基督教的千禧紀念。在1988年，弗拉基米爾大公信奉基督教，他連同僕人和許多人都受洗。俄羅斯東正教會、福音派和浸信會都請求允許慶祝這個特殊的年份。
後來我聽說敞開的門向俄羅斯東正教會送贈一百萬本新約聖經作為禮物！
我們一點一點地看到當局態度的變化。我認為神賦予了戈爾巴喬夫這個角色，神使用他打開帷幕，就是那道封閉蘇聯的鐵幕。
我們開始感受到自由的空氣，被監視的感覺漸漸地消失了。我們開始在海裡暢泳，而不是在魚缸裡！我們有那種難以置信的自由感。我們有傳福音的自由，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頭幾年。在雅庫茨克，我們可以去任何學校、任何幼兒園、任何監獄，所有的門都向我們敞開來傳福音，沒有人阻止我們。
自 1991 年，在前蘇聯大部分地區的本土教會一直在中亞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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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安全考量使用化名
*本文原刊於【敞開的門】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