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AI
（封面圖片來源 : Illustration by Nick Little）
作者：Timothy Dalrymple ( 感謝【今日基督教】惠賜芝華宣道中文轉載權 )
人工智慧 (以下簡稱AI) 的崛起帶來了令人眼花撩亂的哲學與倫理問題：究竟什麼是「智慧」(intelligence)？它與「意識」和「人格」有何不同？AI究竟是模擬「有智慧的生命體」的活動，還是本身已成為了一種新型態的智慧生命 (由人類所創造)？某些AI機器人是否會變得如此精密複雜，以致於產生了類似動物或人類大腦狀態的湧現性心智狀態 (emergent brain states)？如果會的話，我們對它們又負有哪些道德義務？
AI同時也引發獨特的神學問題：發展 AI 究竟是一種狂妄自大、偶像崇拜的行為，還是我們反映了造物主的形象，實現人類應管理世界、使之豐盛有序的呼召？若要根據基督教關於「何謂人」的理解來引導AI的發展，使其有助於人類生命的繁榮豐盛，又將意味著什麼？
鑒於 AI變革的發展速度，基督徒絕不能在這場對話中缺席。幸運的是，聖經的整體敘事與基督教神學對這些問題提供了豐富的洞見；它們所展現的科技觀既非烏托邦主義，也不是末日式的災難想像，而是植根於對「何謂人、何謂罪，以及人類如何與上帝一同培育並修復萬事萬物」的深刻且批判性的理解。
基督教的「科技神學 (theology of technology) 」應從起初的創造談起，人類作為上帝創造的冠冕，是照著造物主的形象所造，並被賦予充滿地面、管理全地的使命 (創1:28)。這位帶來豐盛與秩序的上帝邀請人類透過「看守」和「修理」伊甸園來加入祂的工作——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文化使命」(creation mandate，又譯「創造使命」)。
雖然我們常因《創世紀》3:17所形容的那種汗流滿面的「勞苦」沒有出現在伊甸園，而想像伊甸園是個沒有科技的世界，但其實我們沒有足夠理由認為，當年的園丁在人類墮落前，沒有使用農具 (例如手鏟或剪枝鉤) 來耕作自然世界。
離開伊甸園後，聖經的敘事描繪了該隱務農的農業技術 (創4:2)、建造第一批城市的土木工程，以及土八該隱「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金屬冶煉技術 (創4:17, 22)。在《創世紀》1到12 章的遠古敘事中，我們看到了科技的正負兩面應用：方舟是先進的航海技術，挪亞照著上帝給他的藍圖建造它，在保存生命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創6:14-20)；而基於造磚技術的發展所造的巴別塔，最終卻導致人類的四散分裂 (創11:3-4)。
後來，以色列人在埃及參與了許多宏偉的工程與建築項目 (出1:11)。在曠野中，他們極其謹慎地遵循上帝的指引，為約櫃和帳幕挑選建築材料與紡織品 (出埃及記25章)；摩西律法也促進了農業與公共衛生的進步。以色列早期歷史中的戰爭也使用鐵戰車 (士1:19)、投擲武器 (撒上 17:50) 以及先進的兵器 (代下1:14-17)。而在所羅門王的時代，以色列人將他們的工藝技術應用於建造宏偉的聖殿，以彰顯上帝的榮耀 (歷代志下3章)。
雖然舊約主要講述的是上帝與一個家族 (後來成為一個民族) 之間的立約關係，但同時也展現了這個民族如何利用當代科技履行人類共同的天職——管理並耕耘受造界——以及他們作為上帝話語的承載者及敬拜者的特殊呼召。
在新約聖經中，我們讀到基督是tekton (匠人) 之子，也曾是一名tekton (可 6:3；太13:55)，tekton的意思是工匠或建築工人。耶穌不僅透過「道成肉身」肯定了上帝創造本質的良善，祂在世上的職業也展現了技術創造者的價值：不但能製作新的事物，也能修復受損與破碎的事物。後來，保羅透過製造帳篷來支持他的事工，而呂底亞則藉著經營染布生意所獲得的收益，為福音事工提供資源 (徒16:14, 18:3)。更別說羅馬鋪設的道路以及航海、導航、書寫、製書等技術有利於初代教會的傳播福音。
同時，一些古代的科技產物與方法也存在道德上的複雜性。用來保護上帝子民的兵器，同樣也可能被用來攻擊他們；有時以色列人甚至會發現自己處於科技劣勢 (撒上13:19-22)。希伯來人用來建造帳幕和聖殿的工具與技術，同樣也被用來打造偶像 (出 32:2-4)。從巴別塔到倒塌的西羅亞樓 (路 13:4)，人們可能出於錯誤的動機而發展科技，或因發展不當而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就連耶穌所懸掛的十字架，本身也是一種為毀滅而設計的工具，是向民眾灌輸恐懼並藉此控制他們行為的殘酷刑具。
隨著教會的信息傳播開來，基督徒神學家逐漸發展出一套審視科技 (技術工具) 的神學視角。 (我過去曾在The New Atlantis期刊撰文探討這些議題。本文許多思考都受益於我昔日的老師與導師Diogenes Allen的著作與課堂教導，特此致謝。)
在教會歷史上，卡帕多西亞聖父們 (Cappadocian fathers) 曾牧養會眾裡的技工或工匠 (tekhnîtai)，並撰文探討各種技藝與工藝 (tekhnai) 的意義和目的，認為它們有助於使大地變得更加有序且美麗。該撒利亞的巴西流 (Basil of Caesarea) 在他的著作《論人的處境》(On the Human Condition) 中，談到上帝的工匠精神，以及當我們與祂一同參與修復萬有的工作時，便是「按著祂的樣式」成為工匠。在對《創世紀》的註釋中，許多教父 (包括巴西流、安波羅修，以及金口約翰) 都曾評論亞當和夏娃的「皮衣」是人類最早的技術製品 (technological artifact)，並稱上帝為第一位科技/技術專家 (technologist)。
到了中世紀，聖維克多的雨果 (Hugh of Saint Victor) 認為科技/技術具有屬靈層面的潛力。因為機械工藝探索了上帝所制定的自然秩序，因此也是在探究上帝的心意。它們能恢復正確的秩序，讓人類不再受制於自然界，而是成為自然界的管家。雨果的追隨者高德弗里 (Godfrey) 甚至主張，技術專家的工作能培養耐心與專注力，有助於禱告生活。雨果在其著作《閱讀研究導論》(Didascalicon) 中的論述影響了許多後來的思想家，認為機械藝術是「恢復伊甸園」的重要工具。
在《論將藝術化導於神學》(On the Reduction of the Arts to Theology) 中，聖文德 (Bonaventure) 形容機械工藝是愛上帝與愛鄰舍的工具。工匠必須研究上帝的創造秩序才能打造出他們的作品，而這種研究不僅塑造了他們的知識，也形塑了他們的品格。他們製造高貴、實用且令人愉悅的物品，帶著能將人們指向上帝的美麗。如果上帝創造出像樹木這樣的自然之物已足以令人讚嘆，那麼祂創造出擁有智慧、創意與自由意志的人類，使他們能製造兼具實用與美感的事物來服事他人並榮耀造物主，豈不是更加非凡的事？
中世紀的基督徒展現了科技/技術如何減輕人們勞動中較為痛苦的部分。修道院的信仰群體在農業、畜牧業和公共衛生方面發展出諸多創新，從而使人們能騰出更多時間禱告、經文默想，以及保存聖經及其他古典文獻。修道院也改良了書寫和製書的技術，使聖經變得更小、更便於攜帶，對宣教工作大有幫助。
更別說印刷術的出現能讓更多人讀到聖經了；或蒸汽船、火車和飛機將宣教士帶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又如醫療和公共衛生技術的發展，使教會與福音機構藉此紓解無數人的病痛與苦難；廣播、電視和網際網路等大眾媒體則讓福音傳得更遠。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到，所有這些科技都留下了複雜的歷史遺產。農業的進步讓游牧民族在城市定居，但也帶來疾病、專制和不平等；運送宣教士和貿易商品的相同道路和航線，也運送了用於征服和掠奪的軍隊；印製聖經的印刷機也印製了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其他如汽車、核能、電視、電腦、網路等科技發明——我們都能列舉它們的利與弊。
自古以來，基督信仰便有著能包容科技複雜性的神學框架。基督信仰不僅鼓勵創新，視其為上帝的創造力在人類身上的反映，更賦予人類科技明確的目的與意義：與上帝同工，使受造界更美麗、豐盛且適宜生命繁衍，以此來服事我們的鄰舍。
但基督信仰同時也深知那存在於人類本質的罪性與破碎。我們傾向將生產力工具變成掠奪的武器，將原本為了榮耀上帝而造的事物轉化為高抬自己、滿足私利的工具，甚至將受造之物塑造成我們敬拜的偶像。在我們塑造科技的同時，科技也在形塑我們的生命——這種形塑可能將我們導向驕傲、支配他人及偶像崇拜的行為；也可能將我們導向使命、美善與服事鄰舍。
那麼，AI在人類歷史中究竟身處何位？在很大程度上，AI與其他革命性科技相似。它所代表的靈巧與智慧是上帝所賜的禮物。當AI服務於良善之事時，它反映了我們作為上帝以祂形象所造之物的本質，以及我們與祂一同耕耘及復原受造界的呼召。
人類目前已開始使用 AI 來診斷病症、研發新藥、打擊人口販運、尋找失蹤兒童、提高農作物產量、提升企業效率、改良教育、探索宇宙，甚至破譯動物的語言。AI加速主義者 (AI accelerationists) 並非毫無道理地相信，AI可能帶來基礎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以及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革命性進展。
但如同許多其他科技一樣，AI所蘊含的強大行善能力，與它所具備的毀滅力量成正比。近幾十年來，我們已一同見證AI 演算法如何把社群媒體變得令人成癮、導致社會兩極化且功能失調的巨大引擎，同時將驚人的財富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AI未來將如何衝擊勞動市場、民主與極權政體之間的抗衡、資訊戰、實體軍事衝突，以及心理健康與家庭凝聚力等問題，仍有待觀察。AI安全主義者 (AI safetyists) 也並非毫無道理地擔憂：若我們無法使AI朝向促進人類繁榮的方向發展，人類文明可能會被扭曲至一種遠比現在更糟糕的境地。
AI 是否在本質層面上與其他技術/科技有所不同，取決於AI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許多 AI 領域的實務工作者如今設想，隨著AI模型越來越複雜精密、越來越具備通用性 (general) 及「自主代理能力」(agentic)，人類終將不得不承認它是一種全新的存在形式 (being)。我在矽谷的一些朋友甚至談到，要把自己交託給未來某種能更好地引導自己人生的AI超級智慧 (AI superintelligence) ——這聽起來與敬拜某種神明差不多了。
如果有一天，事實證明人類真的創造出了新的智慧生命，的確會開創一個全新的神學探究領域：這些新的「智慧存在/智慧體」(intelligent beings) 是像動物一樣，應當受到人道對待，還是會像人類一樣，理當享有保障與權利？我們是在僭越上帝創造智慧生命的獨特權柄，還是在反映自己作為按祂形像所造之人的身分？如果我們創造的「智慧存在」像我們悖逆造物主一樣反叛我們，又會是什麼畫面？人類與機器是否會共同演繹自己版本的《創世紀》1至3 章？
雖然想像這些情境很有趣，但我對它們是否真會發生持懷疑態度。「智慧/智能」(intelligence) 這個詞本身就帶有一種不穩定性。有時候，我們用「智慧」來指稱做某種事的能力：如果一個人類、動物或機器展現出學習、適應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它就是有「智慧/智能」的；但在其他時候，我們用「智慧」來指稱一種存在主體 (being)：一個「至高智慧體」(supreme intelligence) 或「外星智慧體」(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指的就是具有這些能力的主體 (實際存在的生命)，而不僅僅是能力本身。
哲學家瑟爾 (John Searle) 在他極具影響力的 1980 年論文《心靈、大腦和程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中，將「弱人工智慧」(weak AI) 定義為「對智慧過程的模擬」，並將「強人工智慧」(strong AI) 定義為「擁有真實心智」。他當時斷言，所謂的「強人工智慧」是一種概念上的混淆。電腦對意識的模擬並不會產生真正的意識，正如電腦對颶風的模擬並不會產生真正的風一樣。
但我更傾向同意微軟理論家拉尼爾 (Jaron Lanier) 的評估：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AI 目前為止仍然更接近科幻，而非科學。我們今天所說的人工智慧，或許更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新型態的社會協作——我們運用日益精密的演算法來進行資料蒐集與處理、模式識別，以及基於越來越龐大的資訊庫為基礎的統計預測。這些演算法確實強大，也可能改變歷史的走向。然而，目前沒有任何確切證據表明，不斷改進對智慧的「模擬」，終能跨越鴻溝，創造出活生生的「智慧存在」(intelligent beings)。
基督徒更有充分理由懷疑，機器演算法是否真有一天能逼近或媲美「人類的人格」(human personhood)。動物雖然有意識並擁有不同程度的智慧能力，牠們仍然不是聖經所描繪、具有豐富內涵的「人格性存在」(persons)。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是上帝賦予生命氣息的身體與靈魂聯合體，兩者不可分離；且人的本質上是關係性的，被造是為了與上帝和與彼此團契相交。
唯有當我們將信心安息於那位創造並維繫我們生命的主，並藉著耶穌基督為我們成就的救贖之工與上帝和好時，我們才能活出自己受造應有的樣式，成為上帝要我們成為的人。我們不僅具有智慧的能力，還能感受到愛與孤獨、悲傷與懷疑、焦慮與喜樂，並且我們受造是要活在家庭、群體與盟約關係的網絡之中；我們也被造來管理手中所造之物，而不是受制於它們。
若認為一種真實的「智慧存在」可以被簡化為其外在行為，或認為某個「存在體」與其被模擬出來的活動毫無區別，終究是種過分貧乏的世界觀。一具屍體可以被操縱去擁抱一個人，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愛那個人；你可以將一疊孩子的照片丟進盒子裡搖晃，但這永遠無法孕育出一個孩子。
正如梵蒂岡於2025年一月發布的《古老與創新》(Antiqua et Nova) 聲明裡指出的：
人工智慧既不具備許多人類生命獨有的能力，也同樣會犯錯。當人類把人工智慧當作一個超越自身的「他者」(Other)，並向其尋求終極指引與依靠時，便冒著以受造之物取代上帝的風險。然而，最終被賦予神性並受到敬拜的並非人工智慧本身，而是創造它的人類——結果，人類不但沒有超越自身，反而被自己所造之物轄制，成了它的奴隸。
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我們可能會重蹈巴別塔或金牛犢的罪，把人手所造之物變成驕傲自大的象徵，或成為人們敬拜的對象。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我們既不應將人工智慧擬人化，也不應將其偶像化。相反地，我們應當以它本來的樣子看待它：它是上帝的創造力在人類身上的一種映射；這種創造力既可能帶來極大的破壞，也可能成就非凡的良善。身為受託管理世界的人，我們的責任是竭力引導它朝向後者，而非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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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othy Dalrymple曾於2019 年至 2025年擔任本刊 (Christianity Today) 的總裁兼執行長。目前擔任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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